研究背景

在启蒙时代中生根的自由主义往往隐含经济与政治两个部分。

经济自由主义（至少在数个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中）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愈低，自由市场的自动调节系统愈能在货物生产及分销方面有效的运作；政治自由主义则主张政府对人民的限制愈少，个人思想的传播和革新拥有愈大的创造空间，同时却愈能为此负责并自我规範。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经济自由主义或多或少可以与「资本主义」画上等号；同理，政治自由主义亦可视之为「民主」。

当自由主义被视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环，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因此产生某种程度的连结，而资本主义与民主也因而被相提并论，导致人们产生「高度经济发展的国家，其人民拥有充分的自由」的假设。

现在，针对这样的假设，我们提出一连串的疑问：
自由主义确实在西方意识形态中生根吗？
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那麽在非西方国家中也有这样的关联性吗？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直以来都是被探讨的首例，二次世界大战过後，日本以强韧的态度提升经济成长的幅度并致力於转型成民主国家，南韩和臺湾随後跟进，中国也不遑多让，成为今日拥有经济大幅起飞的模範生。

假若可预期的经济效益水平与人民被赋予的政治权利可套用自由主义运行的模式，那麽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是否也会依循上述原则而产生联结？还是具有独特儒家传统背景的中国是一个反例？也就是说，中国是否会證明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的关联性无理可循，根本就仅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

以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自由化与科技研发（在自由企业家的经营下，科学发现将带动技术革新）、政治自由及随之而来的法律明确性(在开放社会中所谓的「法治」）互为表里。

然而，自由主义发展到最後，似乎会不可避免的造成经济不平等、环境危机和社会紧张等後果。

因此，所谓「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含糊不清的，导致带来经济利益的自由主义和提升政治权力的自由主义难以区别。

有鑑於此，本计画将重新检视自由主义的通义，藉此了解中国与欧洲古今历史的关係，并提供欧盟一个崭新的角度，检视它与中国的「尊贵夥伴」关係。